靈素's profile《一笑二世 》記事本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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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009 《舊地重遊》最近 老是被帶臨舊地
舊地重遊 數年未至 未見之地
有事 有景 有友
民權東路 芳苑 禪園 三條崙....
一些不相干的地方
串聯著 許多人生的偶然
這個世界
不﹗是現在的台灣
像是喜歡重播的第四台
4/11/2009 一場不應該會再出現的論壇 轉載自《自由時報》：作者 蘇正平
雖然二十年過去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應該還沒有忘掉當年箝制台灣言論自由的黑手：那是警總，那是國民黨文工會，那是新聞局，那是由這些機構所代表的整個威權統治體制。
台灣在這二十年歷經了一個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的大躍進。威權體制的若干機構不見了，箝制言論自由的法條修改了，出版法廢除了，廣播和電視頻道開放了，國際人權機構自由之家和記者無國界組織都把台灣列為享受最多言論自由的國家。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台灣的言論自由從此堅不可摧；相反的，台灣的言論自由刻正面臨一波新的威脅。
談言論自由，我們必須和新聞自由相提並論，因為自由的言論必須透過媒體才能發揮影響力。如果媒體被特定的意見壟斷了，其他的訊息都找不到出口，即使法律保障言論自由，也是沒有意義的。這樣的言論自由只是可以在家裡喃喃自語或在親友圈子裡發牢騷的自由，對公共意見的形成根本沒有著力點。
今天台灣言論自由所面臨的威脅，比較不像過去一樣，來自外部的箝制，而是起因於媒體內部，為了政治或經濟等非新聞專業的理由，偽造、扭曲、誇大或壓制某些訊息及意見。這種內部新聞自由的問題，不因媒體的「統」或「獨」而有所差別。
但是另外一種新威脅，讓人感受愈來愈深，則明顯與「統」「獨」有關。這和逐漸崛起的鄰國強權有關，當然也和主張「一個中國」而且不斷往對岸傾斜的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有關。
現今帶有明顯本土色彩的媒體，想要從企業界取得資源奧援，較之以往困難度大增。而在彼岸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財團，近來則大舉進佔台灣媒體版圖，其旗下媒體新聞對中國的表態，幾乎毫不遮掩。日前，中國政府更公開鼓勵中國傳媒到台灣辦報，其中陽謀可說是呼之欲出。
這些發展，加上馬總統長年第一策士金溥聰新近接掌壹傳媒電視兵符，以及新政府人馬進駐若干公共媒體所引起的風風雨雨，在在都勾起有識之士對台灣媒體嚴重失衡的疑慮。
台灣為人稱道的言論自由得來並不容易，是許多先烈志士用血肉和青春換來的，媒體嚴重失衡對言論自由的威脅是真實而危險的，我們必須加以正視，不可輕忽。
（蘇正平 作者為前中央社董事長，相關參閱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 4/1/2009 四條通「滿樂門」 重現巴洛克風華台北市中山北路與長安西路口，有一棟興建於日治時期，而荒廢許久的巴洛克式建築，他被週遭西式的新大樓環繞著，每一次開車經過，都會想，這棟位於精華地帶的古宅，不知何時候會被拆除？
但我心理也經常想著，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像這樣一棟老房子，如果能夠保存下來，該有多好。
沒想到，最近發現，老房子真的被保留下來了，而且經過老師父的巧手，老房子，已成為一間有特色的咖啡廳。
在台灣，像這樣有文化心的人，還真的不少。
《轉載自2009.03.31公視--中晝新聞(中午台語新聞)》 在台北城，以前叫做四條通的地方，就是現在的長安東西路，跟中山北路的路口有一間巴洛克風格的樓仔厝，屋主花很多時間跟金錢，讓她恢復原本的美麗，並且改成一家古色古香的咖啡廳，公視《台灣記事》，帶您一起來看看。
這一間署名為「滿樂門」的咖啡廳，很多人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這棟有美麗刻花的樓仔厝，是什麼地方。其實，這棟樓建於大正時代，大概是1930年代，第一代主人是做生意的，後來賣給日本時代有名的生意人林根籐，開一間和發食品行，是台北城有名的高級零食店，現在還有人記得這段故事。
滿樂門店長吳秀燈就說：「有一次一位老阿嬤，96歲，她自己走上來的，她說她以前小的時候，坐著三輪車來這裡買餅乾，是一種地位。」
但是，林老闆後來投資失敗，這間厝轉好幾手，許多年沒人住，2003年，企業家曾朝滿把它買下來，並從府城台南請有六十年古蹟修復經驗的老師傅及其團隊，用最好的檜木、保留原本的圓形磚、還有一片塗糯米、烏糖汁的三合土牆，用八個月才修理好迺，讓大家擱再發現這棟樓仔的美麗，現在，這裡是滿樂門咖啡廳。
滿樂門店長吳秀燈表示，當初曾先生有緣買到這棟房子的時候，一個理念就是把它保留下來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滿樂門這個字來自英語的Monument，意思是有紀念意義的建築物，主人家用朋友收藏的樂器、與歷史氣味來交朋友，這邊也開放給人辦展覽、發表會，希望大家體會主人家ㄟ好意，一起來疼惜這棟美麗的樓仔厝。﹙公視記者黃亦如 鄭凱文台北報導﹚ 3/31/2009 冬山河上游很多人到過冬山河遊玩，但都只在中下游的「遊樂區」，其實，在上游部份，更具樸實之美，静静地，沒有商業氣息。
3月28日，開車路過宜蘭冬山河上游，發現這一段靜謐的河面，安祥的天空，以及沒有喧囂的人群。
自從「雪山隧道」通車之後，蘭陽平原的農村景色，一點一點地開始改變，很難說不好，但是早年，那樣寧靜的農村風景，的確已逐漸發生變化，太多的都市人，來這裡找尋「童年的依戀」，我卻覺得，反而讓蘭陽平原的「童真」不再。
流行，有時會變成一種社會的壓力，就像是自行車吧，童年騎自行車是因為方便，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自行車不算奢侈，卻是很多小孩子的願望；現在，很多人說是為了「環保」、「健康」，因此，騎乘自行車變成一種「政治正確」，甚至成為流行，一輛自行車，動輒七、八萬或十幾萬台幣，甚至也成為身分的象徵。
說真的，現在每天看到一大推人，或一整排自行車隊比炫，反而讓我壓抑，千萬不要隨便陷入「流行的框架」中。
看著一群都市人，一直響往鄉村生活，其實是應該鼓勵的；看著一群自行車騎士，為了環保、健康的理念，確實應該值得喝采。
只是，越來越成為流行，是好是壞，反而很難說個準。
3/29/2009 難以忘懷的身影
這篇文章，其實，遲了20年。
至今我仍無法忘懷，1989年4月7日凌晨一點左右，剛跟nylon通過電話，幾個小時之後，他已經殉道自焚。那一天早上，我在《自由時代》雜誌社樓下的人行道上，隔著燻黑的窗戶及黃色警戒線，眼淚不由自主地，與滅火後的消防水同步汨汨而下，這是我跑新聞近四年以來，第一次因為採訪對象而掉淚。
「四月七日」改變了我的新聞觀，也讓我更加覺醒；而那是一個人，以自己生命作為賭注；我最常見到鄭南榕出庭時的身影，以及自焚現場，那一具焦黑的影像，衝擊了我往後的新聞生命。
進入新聞界，像是生命的必然。就讀高中時期，有一次放假回家，在翻閱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他仍保留一張所謂的「記者證」，這張證件，不知不覺地，讓我走入新聞界。
可是，老實說，即使進入「世新」，在戒嚴時期，那樣一個曾經收容一些被稱為「異議教授」的學校，我並不完全認知，或者說，沒有深刻體認，當記者的使命在哪裡？就像現在很多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學生一樣，只想謀職養家而已。當然，在求學的日子裡，也有像「思想自由由史」、「理則學」這兩堂課的老師，啟蒙我作為一位專業記者，應有的一些理念，只不過，對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這樣一個非具象的概念，其實是相當模糊的。
甚至直到現在，許多傳播科系的大學，在教到所謂台灣「傳播史」或「新聞史」的課程，仍然是直接切入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再銜接漢唐以來的中國新聞發展史，不僅跳過荷治、日治時代，以及戰後至1949年間的台灣新聞發展歷程，有關1949年以後的台灣新聞史，也經常直接避開敏感史實，甚有淹沒史實的現象。
如果說，我真正對新聞記者這樣一個職業身分，有比較清楚認識或挑戰，應該是從《自立晚報》任職開始，尤其我是從所謂「社會線」開始跑新聞。在1985年進入新聞界時，正值解嚴前夕，每天面對的是蓬勃而起社會運動，以及之後三分之二工作時間，都是負責所謂「司法檢調」新聞，當時處理的新聞，不是黨外人士的誹謗案，就是所謂「涉嫌叛亂案」的新聞，說真的，這是個奇怪的報社，在我還是懵懵懂懂的菜鳥記者時，報社「幾乎」很少給過我什麼樣的新聞政策、處理角度或其他干預，絕大多數新聞，都是自己身歷其境、自己判斷或從人性初衷的層面來觀察，其他上級指示，大都是文筆或寫作瑕疵的討論，很少碰觸新聞的核心角度或政策指示。
當時唯一納悶的是，為什麼部分所謂「大報」或資深記者的報導角度，大都跟我看到的不完全一樣，甚至有來跑新聞，而隔天卻沒見報，或者是根本不認為那是新聞，可是這些新聞，又是關係到很多人10幾或20多年徒刑的大案子，甚至是一個人一輩子的政治生命；另外讓我納悶的是，他們的新聞訊息，經常都比我快，特別是調查局新聞，我永遠都跑不過「大報」記者，一方面應該是自己資質駑鈍，另一方面，老實說，也是我後來才慢慢了解，原來部份機關或個人私底下都認為，《自立晚報》是台獨報紙，黨外傳聲筒，所以就盡量少接觸或避免公開接觸。
對我而言，我一直以為，我只是單純跑新聞而已，只是把自己看到、聽到的，認為有價值的新聞呈現出來。用現在最通俗的說法，當時只不過是「據實報導」而已，而這難道不是大學新聞系學生，最起碼要修的學分？
諷刺的是，不到幾年時間，在台灣解嚴、開放報禁之後，我曾任職的《自立晚報》的言論，與後來所謂「大報」、甚至之後興起的電子媒體言論相比，根本談不上什麼偏激可言；原來新聞學單純的「據實報導」、「平衡報導」的理論，在報禁解除前後那段親身經驗裡，他們卻都是默默無聲或者是故意忽略新聞存在的一群人，許多人還是在大學裡兼課，教育新聞系學生，現在依然。
但在那樣的政治氛圍裡，最讓我震驚與訝異的是，都已經解嚴了，報禁也解除的同時，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竟然只因為刊登一篇旅日學者許世楷教授(後擔任台灣駐日代表)所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被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現在的高檢署﹚依叛亂罪嫌偵辦，當然，當時不只《鄭南榕叛亂》這個案件，1988年初的「蔡有全、許曹叛亂案」、1989年4月間「陳維都叛亂案」，以及1991年獨台會「陳正然案」、其他「資匪案」等等，其實，都讓人匪夷所思。
可以這麼說，包括其他媒體的部份記者，以及我在內，當時頂多可能認為，那只是當時法律的荒謬而已，然而，鄭南榕在1989年1月21日收到高檢處「涉嫌叛亂」的傳票時，他說為了堅持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誓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之後，且真的在4月7日凌晨，台北市中山分局等警察單位，趁著許多人熟睡之際，破窗而入，準備拘提時，鄭南榕以預先準備好的汽油，自焚殉道。
鄭南榕與我交情不深，最多就是一位「外稿作者」而已，我因為跑司法新聞及群眾運動，經常在法院或街頭遇到他，對他印象是一位話不多，表情異常冷靜，偶而面帶微笑的朋友。
1989年4月7日凌晨一點多，因為稿件問題，我撥電話找當時的副總編輯之一林乾義，接聽電話的是nylon，我們聊約兩、三分鐘，現在都忘了當時聊些什麼，只記得他消遣我說：「少年郎，三更半夜還沒睡啊，…..」隔天早上，我在前往法院的路上，接到報社的BB叩，我回扣之後，內心震驚之虞，帶著紛亂與悲憤交織的情緒，騎著摩托車直奔民權東路，唉，那是一個無法忘懷的場景……。「思想自由史」與「新聞自由」等新聞本科系必讀的理念，在鄭南榕自焚現場，像電影倒帶式的，一幕一幕的崁入我的心靈深處，原來，「言論自由」確確實實是很多人用生命換取而來，就在眼前，幾個小時以前，還在跟我說話的人，真真實實地以行動來實踐。
我承認，我從來沒有這樣的認識與勇氣；直到現在，我依然沒有如此勇氣，因堅持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理念，而作出重大犧牲，但也不得不說，這是我往後的新聞生涯中，一個想要努力實踐、維護的典範與標竿。
最後，有一件必須要提的事，20年前的4月7日上午10時左右，我第一次進入自焚現場時，當時映入我眼簾的鄭南榕身影，其實，就像生前一樣，坐在總編輯室的椅子上打盹，而非中午之後，第二次進入現場時的焦黑軀體，為何會有如此落差，我至今無法解答，而這個疑惑，一直盤旋在我腦海20年。
現在，鄭南榕端坐總編輯室的影像，仍三不五時，就會在我腦海一閃而過，這是一個奇妙的感覺，我想，也許，等台灣媒體進入比較正常的環境時，這個影像才會消失吧！ 3/25/2009 笑給天看∕ 吳念真 (轉貼)笑給天看∕ 吳念真 說喜歡，好像也講不出什麼偉大的道理，就是有感覺、有共鳴、百看不厭；說怕看，則是因為每看必哭，而且隨著年齡增長，自制力不增反減，看了會哭的段落還一次多過一次。 電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的義大利。失業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貼海報的工作，不過必須自備腳踏車。媽媽當了棉被買了一部，沒想到開始工作不久，腳踏車就被偷了。爸爸帶著兒子到處找，沒找到。最後，爸爸決定也偷別人的。最後的結尾是：在兒子的注視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責打、被奚落、被侮辱。整部電影只有一個雰圍——貧窮，以及求生。 之所以有共鳴、有感覺，或許是電影裡的某些細節，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記憶的重現。比如，進當鋪當棉被，卻發現當鋪裡的棉被堆積如山。比如，爸爸找不到車子，肚子也餓了，竟然帶兒子進餐館，把身上所有錢全部花光。 哦，對了，媽媽在生活最絕望的當下，竟然跟人家借錢去相命，所求的只是相命師的一句話：未來會很好！ 是這些細節的緣故吧？讓我年輕的時候覺得義大利真像臺灣，現在當然知道——只要是貧窮，都有同一個面貌，不管在哪裡。不同的，或許只是面對貧窮的態度而已。面對困境、抉擇、生存關鍵的「態度」可美、可醜；可以堅定、可以柔軟；可以剛烈，卻也可以逆來順受。 記得以前看過另一部電影，紀錄片，南美洲的國家，農人窮到活不下去了，組織起來去打游擊。導演的角度放在這些農民身上，一個農民的領導者說：我帶引大家跟上帝祈禱，請祂賜給我們麵包，祂一直不給，所以，我只好帶大家去要！ 鏡頭一直留在那樣憨厚、純樸卻又堅定的黝黑臉上，留在握著土槍的那雙厚實、龜裂、指甲縫滿是泥土殘留的手掌上。但，讓我無法忘懷的，卻是那些在農民臨行前一起磨麥子做麵包，好讓他們路上不要挨餓的婦人。她們臉上毫無表情，邊做麵包邊拉開衣服餵小孩吃奶，熱麵包出爐，還要趕走虎視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麵包塞進先生的懷裡。而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去軍營把屍體領回來的，也是這些婦女。 電影沒拍，但我們絕對可以想像：未來把那些看著麵包出爐卻被驅趕開的小孩養大的，也還會是這些面無表情的婦人。 其實，這樣例子到處都有。臺灣當然也有。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當然是一群婦人，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 遠的不說，說近的的吧。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田裡女人在施肥，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她們說：「在忙啊！」忙什麼？我問。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 去年母親過世。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又善於講故事的人。 經驗中，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說他如何有學問待人、如何仗義等等；回到家裡，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理由是：「書念多了，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黑白想。」
難怪自己有時會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我簡單的歸納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 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午後醒來，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天無天理！」 而同一個時候，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這是家裡的例子。
最近正在寫一個舞台劇本，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
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佐賀的超級阿嬤》。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單車失竊記》，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沈；前者的主角是阿嬤，後者的主角是爸爸。阿嬤以逆來順受、樂觀包容的方式面對貧窮，爸爸則選擇以無力的報復面對困境。 同樣的時代，同樣的戰敗國，面對同樣的貧窮與生存，卻有不同的態度，差異彷彿無關國籍，只在性別。
讓我們一起想像，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某一天，戰爭結束不久，在義大利一個父親牽著兒子的手滿街找腳踏車的同時，日本佐賀有一個阿嬤正在河邊撈起從上游市場流下來的菜葉，正開心地回家，她的腰間綁著一根繩子，拖著一塊磁鐵，一路走，一些鐵釘鐵片正往磁鐵集中。 傍晚，當義大利的爸爸不顧兒子的哀求，正在打開別人腳踏車的鎖匙時，日本的阿嬤正從磁鐵上取下一堆歹銅廢鐵，笑顏逐開。當義大利的小孩驚慌無奈地看著爸爸被眾人責打、嘲弄的時候，日本的孫子去看到阿嬤得意地跟他說：晚上有野菜雜炊可以吃，是河濱免費超商送來的！ 閱讀最大的樂趣無非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相互交換印證。 讀完最大的感想是：我母親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 佐賀的阿嬤卻更犀利，她是：再艱苦，也要讓老天笑出聲音來！ 3/19/2009 孩子，我還是要你做台灣人！(轉載)一個所謂「台巴子倭寇」母親給女兒的一封信
親愛的女兒：
這幾天媽媽心情沈重。憤怒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但更多的是對殘酷卑劣人性的哀慟與反思。 天真的你跑來問我，什麼是「台巴子」、「倭寇」，什麼是「高級外省人」時，我激動的拍了一下電腦鍵盤，幾乎說不出話來。 孩子，媽媽要告訴你一個故事。 媽媽是在所謂的外省圈裡長大的，在我所就讀的私立學校裡，媽媽是連說ㄓㄔㄕㄖ都會咬到舌頭的愚拙族類。在那樣的學校裡，台灣人只勉強佔了約五分之一強；因為「華語」是判讀文化程度高低的基準，是唯一的政治正確，所以，像我這種所謂「台客」、「台巴子」、「女倭寇」，如果不拿出點本事來，永遠沒有被老師關愛的眼神掃到的一天。 所以，媽媽努力學捲舌，讀書比誰都勤奮，華語字正腔圓，我比外省子弟更像外省人。媽媽不自知的、漸漸落入了「高級的思想模式」，以為一切台腔、台調、台俚、台人都是鄙俗的，我以結交外省子弟為榮，以自己的「高人一等」為傲；卻常常苦悶不解著：自己無論如何努力，就是打不進貼近老師的核心小圈圈裡——我仍然是那個找不到認同，以為自己要是學不會當一隻小雞，那就必然是一隻一無是處的「醜小鴨」。 有一次，我考試成績不理想，不敢給我的爸媽簽名，於是，我模仿了阿公的簽名，想要蒙混過關。因為筆跡幼稚，老師追問之下，我竟然辯稱「因為我爸爸是台灣鄉下人」。你的阿公知道了這件事，把我叫到他的面前，確認了我的回答。我一直想狡賴，他卻拍拍我的頭，仰頭大笑了許久。但在他笑聲止住，頷首低迴時，我似乎看到了他眼角流露出一絲落寞與黯然。 年幼的我雖然不懂得那是什麼，卻在成年後每每憶起此事，都倍覺心酸與羞慚。 我親愛的父親，也是你親愛的阿公，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終日辛苦工作十數小時，只求望女成鳳，提供女兒昂貴的學習環境——換來的卻是自己寶貝女兒那一聲：「台灣鄉下人」吧。 孩子，我不想憤怒咒罵所謂的外省族群，因為我知道，所謂郭冠英之類的「高級文化人」，其實不過是揭開了某些權貴子弟心中最陰暗、且不可說的角落——那種類似三K黨、或希特勒式的民族優越感。但是，孩子，我雖然憤怒且疑惑，為什麼有人可以如此輕賤這供養自己生長的土地與人民？但我絕對不會教導你去憎恨外省人；因為，如果我這樣做，我就與那些我們所批判的種族主義者相差無幾。 其實，媽媽有許多好友都是外省第二代，他們雖然出自眷村，卻不像「高級權貴子弟」享盡榮華富貴；相反的，他們的長輩，有被拉軍伕拉離了爹娘的，有傻傻被蔣氏政權騙來畢生盡忠的。我的這些朋友，要是依著「英冠群才」的標準，可能勉強只能算的上是「中低級的外省人」。哦，但是，感謝上帝，因著走出竹籬笆、認同「台巴子們」，他們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認同與靈魂。他們愛台灣勝過許許多多卑顏屈膝的台灣人，對他們而言，對岸那裡不僅僅是「外省」，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外國」。 孩子，你知道嗎？鄙視別人、高抬自己，字裡行間，處處期待偉大祖國「清洗」被「倭寇」污染了的次等「台巴子」（據說，這不堪入目的名詞，指的是我們）——那種踐踏別人尊嚴以得到快感，其實只能充分顯示這個人對自我肯定的失能與萎縮罷了。所以，你不必覺得羞辱或激怒，因為他的表現，正是在所有「台巴子」面前，打了他自己一「嘴巴子」。 孩子，我要告訴你，最悲哀的是，這樣的人既可憐且愚昧，因為他所不知的是：看在他所諂媚的中國人眼中，其實，他也永遠是次等族群。 更諷刺的是，這位高級的文化人郭冠英在寫給他女兒「對不起，我還是要你做中國人」的這封信中，說了一句話：「一個缺乏捍衛真理之勇氣的民族，不能真正捍衛她自己。」 孩子，這句話也請你牢牢記住，請你用生命捍衛你的信仰：民主、平等、自由，不會因為種族、地域、貧富、宗教，而有所差別——我絕不教導你歧視、傲慢、虛偽、壓迫；因為，我至少還懂得，身為一個有人格的母親，該教導她的孩子什麼樣的價值觀與真理！ 沒錯，孩子，這個美麗的國家被稱為「鬼島」，的確如此。在我們的土地上，千百年來，有無數的外來族群統治過，奴隸性格的幽靈一直盤踞在這個島上。但是，我最最親愛的女兒，我要告訴你：族群沒有優劣之分，但是，人格有高低之別——這，才是永恆的真相。 雖然這個美麗的島國命運如此多舛，雖然還是有人鄙視、不認同她，但是，對不起，孩子，我還是要你做一個台灣人—— 一個靈魂決不被「錢多得是」的拜金主義者所收買、一個堅持與不公不義奮戰到底的——台灣人！ 你的母親 鬼島綠妹 2009/3/17 3/7/2009 <二二八的最後一戰>口述歷史「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2009年3月8日上午10時在台大校友會館（3樓A室）舉行新書發表會。本書是陳儀深教授接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委託，從2008年7月迄2009年1月所做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範圍包括雲林縣的斗六、古坑、北港、虎尾、林內，以及南投縣的竹山。重點事件是虎尾機場被攻佔，及衍生出來的竹山青年陣亡、林內士紳出面講和（繳械）事件；以及陳篡地率領民軍退往古坑樟湖，在桶頭與整編21師相戰，及所衍生來自北港、朴子民軍在古坑梅山交界被中國兵伏擊的事件。根據檔案，整編21師自認「樟湖之戰」是台灣中部轉為安定的轉捩點，而陳篡地率領的民軍是在四月六日才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驅散。這真是二二八的最後一戰。本書作為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調查，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陳教授宣稱這是「以口述訪談作為歷史研究的一次演練」，值得各界關注。
轉載2009.03.09自由時報
〔記者邱燕玲、翁聿煌／綜合報導〕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委託陳儀深教授撰寫的「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昨舉行新書發表會，多位接受口述歷史訪談的二二八家屬也出席；陳儀深表示，這本書除了記載二二八的最後一戰「樟湖之戰」，也呈現出二二八「抗爭」面向，而非過去認為只有「受害」面向。 陳儀深撰寫 走訪雲投等地 包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前國史館長張炎憲、二二八民軍領導人陳篡地醫師的兒子陳彥文(下圖右)、參與醫治二二八傷患的藥局生陳天成、二二八事件竹山區民兵廖如賓的兒子廖國揚等，昨均出席發表會。
主持這項計畫的陳儀深(上圖左)表示，他從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訪談了雲林縣的斗六、古坑、北港、虎尾、林內及南投縣竹山，重點事件包括虎尾機場被攻佔、竹山青年陣亡、林內仕紳出面講和（繳械）事件，以及陳篡地率民軍退往古坑樟湖，在桶頭與整編二十一師相戰，及所衍生來自北港、朴子民軍在古坑梅山交界被中國兵伏擊的事件。 陳儀深指出，根據檔案，整編二十一師自認「樟湖之戰」是台灣中部轉為安定的轉捩點，而陳篡地率領的民軍是在四月六日才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驅散，「這真是二二八的最後一戰」。
張炎憲表示，台灣人抗爭是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精神，現在馬英九仍不時被二二八家屬嗆聲，主因就是國民黨只認為家屬可憐，卻不承認錯誤，這樣家屬怎可能撫平傷痕？要談和解，一定要了解二二八的精神才可能做到。 喚地緣記憶 基隆徒步追思 另，為追思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基隆要塞部隊配合國軍登陸肅清街頭，造成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昨在基隆舉辦「二二八地緣記憶追思活動」，徒步繞行市區，喚起記憶，希望傳承歷史。
2/24/2009 《烏麻園記事》(1)---消失的下湖港前言:
就讀國中時候，每年農曆六月初七及初八，同學都會邀請，參加他們村庄一年一度的大拜拜，吃完一家又一家的流水席，接著就騎了腳踏車，經過約三公里，兩旁都是魚塭的道路返家。當時並不知為何會有這個拜拜，懵懂之中，只隱約聽說，他們村子有很多的親人，曾經在一次大水災中過世。
出了社會，才慢慢了解，原來是1845年臺灣發生了一次海嘯事件，造成臺灣西南部--北港溪兩岸沿海近萬居民的傷亡與破壞，而且透過文獻，終於發現，這裡曾經有一個大港口---下湖港，在笨港於乾隆末至嘉慶年間淤淺之後，成了笨港的外港，並延續了笨港近百年的繁榮。
 下湖港遺址
這段歷史，不是從我們的教科書知道的，也不是老師教我們的，它讓我重新認識了臺灣，認識了家鄉。
《烏麻園記事》(1)---消失的下湖港(摘要) 台灣地區因緯度、季風、地形以及洋流等地理環境因素之作用，氣候的特徵是高溫、多雨以及強風。天然災害一直不斷，特別是西部沿海的雲林縣，經常造成重大傷害。清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初旬，仍是嘉義縣轄，現為雲林縣口湖地區，曾經遭遇了台灣開拓史上最重大的暴風雨災害，颶風侵襲，大雨連霄，造成嚴重的風災水患，淹斃居民達三千人之多。
雲林縣位於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屬於「風頭水尾」，在蔣師轍在《臺游日記》中曾說：「土人謂春夏為颶，秋冬為臺，無雨為颶，有雨為臺；蓋亦臆說。按舊志雲，臺海風信與他地迥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臺。颶倏發倏止，臺常連日夜。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臺。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八、十月為穩，以四月少臺，八月秋中，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臺，九月多九降，最忌。臺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颶之多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九日有颶，則各颶皆驗，否則至期或有颶或無颶，靡所準也。」顯示臺地在五、六、七、八月的夏天，不但容易發生颶風﹙颱風﹚，且俱多挾帶豪雨的特性，加上西部河流亦多湍急，大雨如宣洩不及，又遇漲潮，常常會造成嚴重災害。
從清廷檔案文獻中所統計的資料可知，清代歷年發生的水災次數，十分頻繁，總數計一六二件，其中與颱風暴雨有關造成的災情，至少有十八件，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二日所發生的水災，可以說是歷年最為慘重的一次，包括台灣縣、鳳山縣、嘉義縣三縣受災最重，淹斃民人高達三千餘口。台灣總兵葉長春在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奏稱：「臺灣屬縣猝被風雨動款急賑一摺，臺灣府境於六月初旬大雨連宵，颶風間作，臺灣等縣海口，淹斃居民三千餘人，殊堪憫惻。」；代理鳳山縣知縣的雲霄同知玉庚也稟稱：「查臺地猝遭風雨，臺、嘉兩邑海口，淹斃人民，幾至三千餘口，殊堪憫惻。」這是台灣官方文獻檔案中，因風災水患所造成最為重大的一次災害。
不過，根據口湖地方民間估計，這次災情死者應有七千人之多，因為在災難事後，地方官將災情表奏清帝道光後，道光皇帝除了撥銀賑災之外，並敕封已故者「萬善同歸」，不久，因飢荒及瘟疫流行又死去三千多人，民間因此傳說，「以符合敕封萬壽之數」。
對於這次大水災發生的過程，據安平協將轉據該營游擊守備等報稱：「本年六月初七日午後，大雨傾盆，陡起東南颱風，猛烈異常，加以內山溪流沖出，海潮漲溢，平地一片汪洋，至卯刻風雨稍間，潮始漸退。」曾會同勘查災情的臺防同知噶瑪蘭廳通判徐廷掄、鳳山知縣雲霄同知玉庚也描述當時災害發生的情形：「….，惟海邊荒埔地面，窮民搭蓋草寮棲止，淘摸海物為生，忽於夜間風雨交作，海水沸騰，草寮被風吹去，人民逃避不及者，被水淹斃，統計數十里內，撿獲海岸遺屍二百三十二具」。
至於災害發生的原因，即是台灣西部沿海夏天慣常發生的颱風引發的暴雨災害，負責勘災、救災的台灣總兵葉長春奏稱：「台灣本年入夏以來，四月雨多，五月雨少。至六月初六日大雨連霄，田園正值灌溉；突于初七日酉刻颶風大作，猛烈異常。至初十日申刻，風勢漸微，而大雨猶未止息。當查郡城內城垣、廟宇、衙署、民房、倉厫、監獄、營房，均被風雨損壞；其郡城外水深數尺，並無路徑可引。」，這場颶風暴雨，直至十二日雨勢才稍減 ，其所造成的災害，實是開台以來之最，而且災情以嘉義縣轄區域最為嚴重，臺灣、鳳山兩縣較輕，但也造成不少臺民死亡，以及建築、船隻傾倒、損害或失蹤等，幸好晚秧未插之先，所以在農事上較無妨礙。
災情最為慘重的嘉義縣署，尤以「下湖港街」與鄰近村莊最為悽慘，根據嘉義縣知縣王廷幹稟稱：「…六月初七日夜，狂風大雨海漲異常，象苓澳內船擊碎十百八九，下湖街店屋全行倒塌，新港莊、箔仔寮、蚶仔寮、竹笛寮等處，淹斃居民約計二千餘人…」；「惟近海之下湖、蚶仔寮、黛仔挖、新港、無尾墩、蝦仔寮、下崙仔、泊仔寮、竹笛寮等九莊，地勢較低，當風雨洶湧之時，海水沸騰，汪洋莫測，俄頃之間，九莊悉為巨浸。其民人之淪入大洋者，無從稽核。撈獲海邊及內港一帶遺失二千百人。」；其中，又以蝦仔寮、竹笛寮﹙今口湖鄉湖口村南、北港溪畔﹚及竹達寮﹙今廣溝厝西南海中﹚最慘，全部沒入海中，無一倖免，下湖港街的商行、貨棧多遭嚴重摧殘，低漥地區的農田民舍，幾乎蕩然無存。特別是已經漸趨繁盛的下湖港街，經過這場慘禍，造成一次嚴重的破壞。
當時已相當繁盛的下湖港等九莊「被淹八百七十戶，逃走得生難民一千一百五十七名口」之外；「其距海較遠之青蚶寮、新莊、三條崙、埤仔腳、萬興莊、水尾、新莊、舊口湖、烏麻園、沙崙後莊、拔仔腳、三姓寮、大尖山、虎曾寮、宜梧等十五莊被災七十九戶，難民一百三十一名口。連前下湖等九莊，九百五十四戶，難民一千二百八十八名口，均須及時撫卹。」，不管是草寮的零散住戶，或者是眾多的族性或多或少都遭受一場浩劫。特別是直接受災，曾為笨港﹙北港﹚外港的「下湖港」，因這次暴風雨災害後，種下了下湖港於清末因港口的淤淺而沒落。
牽水狀
這次颶風侵襲，災情最慘重的是嘉義縣，其中又以當時隸屬於嘉義縣轄境內，目前屬於雲林縣的口湖、四湖鄉最為嚴重。尤其是下湖港與鄰近村莊，在風雨停歇，海潮退去之後，沿海一帶積屍遍野。由於屍體太多，倖存者無力埋葬，十多日後，才有官兵前來收屍。而棺木、草蓆早已被買光，屍體又開始發臭，不得已只好就地挖抗集體掩埋，包括：今四湖鄉的廣溝厝新莊仔附近；四湖鄉三姓寮塚；口湖鄉青蚶庄西南的大溝墘；口湖鄉下湖口港邊的大坵墳（今蚶仔寮西南萬善同歸祠旁之墓塚）。咸豐元年﹙1851年﹚居民籌募款項，共建草廟一棟﹙即今蚶仔寮西南萬善同歸祠﹚，便於祭拜亡魂，並樹立「萬善同歸」石碑奉祀；另位於口湖鄉下崙莊的下寮與相鄰的四湖鄉三姓寮塚旁，亦建有萬善祠，廟後方墓塚旁，有咸豐二年﹙1852年﹚所立的「萬善同歸」石碑。咸豐八年至十二年（1858-1862年），在地方人士，外埔王大有﹙?﹚奔走下，向官方申請撥款贊助，以及向下湖港往來船隻商人與地方人士勸募下，重建新廟；之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又重建四次。
咸豐年間的萬人塚(其實只有約496而已)
因為這次大水患所引起的重大災難，今雲林縣口湖、四湖地區沿海民眾，每年農曆六月初七到初八都要舉行祭拜儀式，特別是舊金湖港附近村莊，所舉行超渡水魂的「牽水狀」或稱「牽水(車藏)」祭典，目前已成為台灣唯一可見的大型水祭儀式，雲林縣政府近年來也為此，每年舉辦牽水(車藏)文化節，來緬懷當年祖先拓台的艱辛歷程。 2/12/2009 聰明的黎肥佬很多人都說黎肥佬辦的報紙,很商業,的確是如此,他不只媒體商業,他自己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意人.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覺得,黎肥佬的媒體,最不重視政治新聞,好像如此,但也不盡然,因為他本身就是個很高竿的政治商人.這比自己媒體搞政治還高明.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他以外資身分,準備來台灣辦媒體,他知道,要有政治當靠山,所以他高薪,找了黨外時代的新聞界才子,幫忙寫專欄,擔任媒體顧問,之後順利辦報成功, 2009年,二次政黨輪替之前,他屢次收購台灣電子媒體未成,現在又找了新聞學界出身,更是馬先生的最親密戰友,協助轉戰電視媒體.結局如何,不得而知. 黎肥佬的媒體,不是以政治新聞掛帥,但他個人卻是個最聰明的政治商人,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他自己轉, 祝福他吧.因為他說過:他投資生意,不做不懂,沒興趣的事,現在看來,他對電視,已開始有很強烈興趣了. 沒事大家就,想像一幅畫...........,把壹週刊全面影像化,會是如何景象? 2/11/2009 無常的人生 有限的生命過年前兩天 接到一位老同事病逝 過年後沒幾天 又接到另一位老同事病危 他們都很年輕 但都很拼命
我不想說人生無常 但真的很難去對抗 我不願意順其自然 但又如何
自從１３歲 父親猝死在餐桌上 桌上的米酒頭和小菜 還沒用到一半 他是因位懷才不遇 長期酗酒 鬱鬱而終 這使我對於生死 好像不太有很深的感覺
但最近兩年 旁邊一些朋友 都還很年輕就離開了 ２００８新曆年後 剛送走一位年輕的親戚官員 只因為感冒 併發肺炎 住了三個月醫院 就走了 中央長官給他的升官人令 還沒收到 就留下 一位四歲 一位一歲小孩 還有一位年輕的寡婦
２００９剛剛來臨而已
哲學老師說: 未經生命大變 不懂得人生 但懂得人生又如何? 現實是不按牌理出牌 直覺最真 但結局往往最慘 2008好像還沒過去
1/9/2009 名嘴故事(2)我與這位名嘴，其實只有幾面之緣，跟他並不熟悉。
因為媒體界大洗牌，許多老同事都各分東西，四處星散，約2003或2004年左右，某一天，一群老同事相約台北東區吃飯，正當酒酣耳熱之際（這裡只是使用成語而已，其實並沒喝多少），一位服務於某知名周刊，比我資深很多的老同事，突然接到一通同業打來的電話，電話中可以感覺，他十分驚訝的語氣。
接完電話，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什麼事？他說：「今天某報L先生被調職了」，大夥問說：「什麼原因， L不是才接主任沒多久？」；「聽說被檢舉在外兼差，開了一家PUB店，這沒什麼，但最嚴重的是，還被檢舉擔任台北東區『藥頭』之一，經過內部調查，雖查無實據，但公司仍予調職」老同事說。
這位L先生，出道十來年，一直在某大報工作，主跑同一條路線甚久，雖然算資深，但內部資深同仁更多，名記（非妓，別念錯了）也不少，後來在公司一次精簡人事時，毅然跳槽電子媒體，一下子就擔任主管。這是必然，平面媒體記者，七、八年還算是資淺，但電子媒體記者，三、四年就很資深了，他去電子媒體當個小官，十分正常。
後來，他在電視台混了一段時間，偶而也自上螢光幕，擔任來賓評論時事，之後，正好先前公司人事大調整，公司內部某高層主管把他找了回去，而且連升幾級，跳過許 多老前輩的肩膀，擔任某重要路線主任。
L這種連升幾級的人事方式，加上平時難免曾得罪人，當然會招來內部風風雨雨，但類似升遷模式，在該公司來說，並不稀奇，如果平時行的正，而且又有實力，平穩度過應該沒問題，壞就壞在，「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這樣的事，在同業間，多少有所耳聞，但除非是同一掛，否則很難有明確證據。
當然，被調毫無實權，又是幕僚工作的L，自是非其所願，未來也不會有什麼大前(錢)途，隔沒多久，我發現，電視台又出現一位名嘴了，他天南地北，什麼事都可以談，什麼議題他都會評論，真是高竿。
唉，這又讓我發現，自己真的沒出息，怎麼對時事懂得這麼少，內幕了解這樣有限。 1/5/2009 讀《書懷》歲末整理父親遺作，發現一首《書懷》，令人感慨係之：
哪堪一錯誤前程，每憶斯時淚欲傾。
忍看貧窮猶苦活，轉憐富貴亦輕生。
人能似我人當醉，我不如人我不驚。
唯願書香兒子繼，素齋淡飯傲公卿。 1/4/2009 新春試筆2009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六十周年
--- (另一種說法:國府被趕出中國六十周年)
2009 中國西藏簽署和平協議五十周年
--- (另一種說法:中國併吞西藏五十周年)
歷史是一面鏡子 但許多人常常忘記鏡子的存在
2009 可能是現在進行式 也可能是過去進行式
2009 是一個無可預知的未來
2009 是一個重新奮起的年代
將缺憾還諸天地 把未來握在手裡
12/29/2008 名嘴故事--(1)這位名嘴，其實是有一點料，而且也真的是名嘴，因為他嘴裡，說出的道理，永遠比實際做出的事情，還偉大，所以經常如魚得水，也時常龍困淺灘。 2006前後，我曾在某辦公室遇到這位名嘴，當時以反本土為主的X電視台，美其名是為了平衡，但實際上是五打一或六打一，很多人都勸他，不要上X台，幫它們掩飾節目的不公，又替他們創造收視率，只是他很有個性，也是個很自負的人。 他曾在閒聊時說：「我就是要深入敵營，來幫他們洗腦」，的確，我可以感覺，他想展現氣魄，但也懷疑有些自我膨脹過度；他又說：「我想成為類似美國電視論壇節目，當一個有影響力的電視評論員」，但有一次，多人在場的飯局，他說算一算每天通告，折合一個月收入，超過20萬，當評論員不比固定工作差。 也許吧，他真的是想成為有影響力的評論員，但是超過20萬的通告費，恐怕比有影響力評論員更吸引人。 我對他的感情生活，並不了解，但他為了與真愛相處，不惜....(以下涉及私德..................................，所以空白處理.................................)。 2008年，政黨輪替之前，他有自知之明，提早自我調整，當年他說：「我就是要深入敵營，來幫他們洗腦」的話，仍在我耳際徘徊未去，現在卻已投入，當年，他要洗腦對象的懷抱，就像他的紅粉知己.....(以下涉及私德............，所以空白處理.........)。 情愛，無罪，可以理解；龍變色之快，令人百思，難解。是我們跟不上時代，還是政治變化太快？ 12/23/2008 再見風城
說再見，當然不是真的再見，而是告別一段故事。
有近十年未到新竹市，雖然每年都會路過幾次，只是因為台灣西部走廊，是南來北往要道之一，所以新竹是必經之道，不過真正駐足旅遊或訪友，倒是想不起來，自從，幼時至今的好友，也是老同學離開新竹市之後，我就不曾再光臨風城。
好朋友是所謂「芋仔蕃薯」，當時他服務於竹科內的保四總隊，但在婚姻生變，請調回中南部後，以往經常拜訪或過夜的竹科，就未曾再造訪。20多年來，新竹市因為竹科關係，讓它蛻變迅速，將一起升格為省轄市的嘉義市，遠遠拋在腦後。
12月20日，先訪湖口老街，再到南寮漁港，本來要回台北，臨時在東西向快速道路半途，又拐進市區，走訪玻璃博物館、城隍廟等。說來奇怪，十多年前，去過新竹那麼多次，除了南寮之外，竟然沒在新竹市區真正好好認識一下，只是，有印象的地方，變化真的很大，沒去過的地方，印象也不是很好。
玻璃博物館因為離休館時間很短，只在外面繞一繞，沒時間參觀，名聞遐邇的城隍廟夜市，果真熱鬧，但因為沒熟人帶路，沒吃到好吃的小吃，真是敗興，曾經是台灣保留最完整的湖口老街，可能是管理不當，整條老街到處停著轎車或小貨車，真煞風景，可惜。以上是題外話。
因為這趟風城之旅，讓我想起我的老朋友，多年前，因為他老爸台鐵宿舍糾紛，無意間才發現，他原來不姓林，可能是姓張，而且一個服務於鄉下鐵路道班房的老芋仔，竟然因為宿舍問題，引起總統府的關切，這讓他大為驚訝，也讓我十分好奇。
如果沒猜錯的話，我的好朋友的父親，應該是早年情治單位福建幫的佈建人員或線民，如果翻開國民黨白色恐怖歷史，很容易可以發現，當年的警備總部或調查局，經常破獲不少與鐵路局有關的匪諜案，而早年服務於的台鐵的員工，大部分以台灣籍居多，我朋友的父親是福建人，又懂台語，在南部生活最適合隱藏身分，當然這是猜測，不一定真實，但也讓我想起另一位女同學的父親。
這是大學畢業，多年後，聽其他同班同學說起來的故事。這位女同學的父親，以前是小學的教導，是中國哪一省人，因為畢業太久，想不起來，他學校的宿舍與道班房的林伯伯(?)，相隔不到十公尺，他是一位嚴肅而儒雅的長者，女兒曾是我們班上的班長，在學成績幾乎都是第一名，不過，小學畢業後，她沒念鄉下國中，畢業至今，我從未再見過她，但對她的長相、輪郭，仍清晰如故。
巧合的是，在老同學得知他老爸怎麼有總統府朋友的同時，我才聽其他同學說，小學同班女同學的教導父親，在蔣經國晚年最後一次辦理匪諜自首時，出面自首，而且也從此離開了鄉下。
到目前為止，我不知這是真或假，只是感覺好像是時代在嘲弄人似的，兩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父親，宿舍也幾乎是相鄰，在台灣解嚴之後，才發現，一個可能是情治單位的佈建人員，一位可能是潛伏在學校的匪諜。而那時我們每天幾乎都在他們的宿舍走動。
當年的國共鬥爭，讓許多人必須掩飾人性，甚至埋名隱性，現在，國共又重修舊好，變成哥倆好，時代真是捉弄人啊。 12/9/2008 野草莓與小藍莓下班，順路繞到《自由廣場》，看一下「野草莓學運」最後一夜，這是此次學運抗爭一個月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前往觀察，想起來，實在太漠視了，也許我以為不會那麼快落幕。
不管如何，這是一次有趣、也很有意義的新世代學運模式，表面上是沒有特別成功，但卻很有意義，至少他代表一個不同世代的學運精神與傳承。
如果真的要挑剔，也未嘗不可，但又如何?比起那些只崇拜偶像明星的粉絲，或者是天天只想跑趴、唱KTV，甚至還在自唱自爽「我愛中華」的學生，野草莓野的確更有意義。
就在昨天遊行結束，晚上在廣場舉辦音樂會的同時，相去不到50公尺的國家劇院旁，另有一群三、四十個，可能是啦啦隊的學生，也在現場練習舞步與隊形，而且歡呼聲還蓋過「野草莓學運」的音樂聲與各地學運份子的經驗分享。
是有些諷刺，我也不能說跳啦啦隊，是不對或不好，但在相鄰場合，呈現不一樣的學生風貌，也算這個時代的一個寫照。
如果要勉強說什麼，也只能說是宿命，從「野百合」到「野草莓」，一個「野」字，已注定學運的本質，就是要在野外餐風露宿，體驗風雨、享受孤獨，他們不像「小藍莓」那樣，備受呵護與珍惜，也不像啦啦隊學生，跳完舞後，馬上有個熱水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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